这一年，文登举办了民办教师转正考试。我考了前几名，也因“文革”问题而被除名。我上访后的10月份，教育局为我签发了调派令。据知情人说，县委为我的事开了一个会。会上，一个官员（原造反派头头）说：“谁同意让他上学，我也不同意”，县长说：“这是共产党的一级政府，不是哪个派的司令部”，县委书记说：“谁不让他上，他也得上”。县委书记找到教育局长问我的情况，局长说：“已分配到文登八中”，县委书记说：“他还要上大学”。

知道自己可以上大学的消息后，我又到烟台地区招办，李玉兰主任对我说：“现在一些重点大学招生都结束，只有一些专科学校还可上”，我说：“没关系，是大学就行。我妻子在师专，上师专就行”。后来听说，是师专的刘凤鸣老师从众多扩招档案中将我挑取。我奋斗了18年的大学梦终于圆了，够艰难了吧。

圆了大学梦，我又有了新的梦想——未来做一名优秀的中学教师。于是，我又开始了艰苦的学习。

当时，我已是2个孩子的父亲。我们家有4个“一年级学生”。学习起来，要克服分心就很困难。我还是坚持着，上课认真听讲，做笔记，跑图书馆。上课听到文学史上一些事，就想起当年我高中的史老师已经讲过，我便越发明白史老师受学生欢迎的原因了。对于语文，我有一些感性知识，通过上课，我的知识理性化了，上了一个台阶。应该说各门功课都有提高，尤其是听了张志毅教授的课，古汉语的知识更理性化了。“文革”中，整天“批林批孔”，孔子到底说了些什么？在图书馆，我发现了《论语》（杨伯峻编注本1963年4月第三次印刷，当时书店没有），就借回来，动手抄录。抄完后，又开始抄《孟子》，节录《大学》《中庸》，前后用了半年的课余时间。

在校期间，我也很想孩子。我把两个孩子的照片贴在床边的墙上，睡前看一看，想想他们都在干什么。尤其是收到孩子的信，每次都高兴地连看好几遍、好几天。

1980年5月，我们到牟平大窑中学实习，我只讲了一节课，就受到学生的称赞和指导教师的好评。

我们艰苦而又幸福地学习了2年，1980年6月顺利毕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