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全国各大院校、中专学校陆续开始恢复招生，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针，被录取就读的学生多是工农兵知识青年。这让我们这些农村回乡知识青年看到了一线希望。尽管依靠推荐上大学的希望很渺茫，但那毕竟是一条（确切说是唯一一条）能改变命运，离开农村，到更大舞台增长见识并充分发挥才智的通道。

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就决心在农村干出一番成绩，为打通上大学的通道给自己加分。大学梦激励我在农村竭尽全力埋头苦干，备尝艰辛。两年过去了，就在希望变成了失望之际，1977年国家改变了推荐上大学的做法，恢复了高考制度。次年，经过高考，我有幸迈进了大学的校门。

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生活还很苦，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是我想得最多的问题。农村虽然可以吃上饭，但地瓜是主粮，一年中除了春节的那顿水饺外就很少见到肉。记得那时在生产队劳动间隙大家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如果每天能吃上一个苹果，那就是共产主义了。”不少人投亲靠友去东北，并在全省形成了一次规模不小的“闯关东”高潮，为的就是天天能吃上米面。

那时的农村，劳动强度大，一年到头只有盼到过春节才能休3天。正如一句顺口溜描述的：“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就动手。”春节吃完那顿令人回味的饺子就要复工，顶风冒雪去整地改土，翻“大寨田”。那时山东各地喊的口号是：“白天晚上连轴转，三年建成大寨县。”冬季晚上，全体社员往往要集合在某片农田挑灯奋战，搬运土方，平整农田。有时公社调动多个村庄劳力参加的各种会战更是热火朝天。现在大家看到许多地方的梯田层层绕山转，蔚为壮观，就是那个时候修的，这为农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时农村最主要的运输工具是手推车，地里施的土肥要靠人推进去，地里长出来的所有东西要靠车推回来（拖拉机走进千家万户那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生在农村没有选择，脏活、累活都要干。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水落地摔八瓣，一天挣10个工分，到年底核算有时仅折算为五六毛钱。然而，一家人吃穿住用的花费都靠每一天的辛苦劳作来换取。

我不甘心就这样在农村生活一辈子。我期望以自己的苦干创造条件，争当公社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得到上大学的机会，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这个梦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支撑着我在农村起早带晚、没黑没白地劳作。那时的高中毕业生在农村算是有文化的人，我回乡后不久就做了大队农业技术员，经常参加公社举办的科学种田活动。后来，村里买了发电机，我以在学校“开门办学”时学到的相关知识自告奋勇地当上了电工。大队的一些文化宣传之类的工作，我也主动承担起来。1976年，我入党后，担任了村党支部宣传委员兼团支部书记，组织村里那五六十个青年搞义务劳动、办夜校和春节文艺汇演。春节文艺演出的剧本由我来编写，有快板、三句半，还有小吕剧。编制文艺节目要靠冥思苦想，一句一句台词来拼凑，白天没时间，只能晚上写，春节前的两个月拼得最苦，很少在午夜前睡觉。剧本出来了，还要联系行家谱曲，组织演员和乐师排练，经常是通宵达旦。春节在村里演出后，还要到区片演出，并应邀参加公社会演。再就是组织青年突击队，搬石头、修猪圈、清扫街道。那时候虽然很辛苦，但靠青春活力，倒也熬过了一年又一年。

几年来，一直做着大学梦，虽然还看不到那一缕曙光，但心中始终存着那个希望，这个希望随着国家大政方针的变革终于成真。1977年冬，我在山上测绘土地，为翻“大寨田”定标高，学校老师托人捎话给我，说国家恢复高考，只要是高中毕业生就可以报考。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的心情真的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恢复高考制度，是国家教育领域的重大转折，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转折。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是24岁，当时年龄不限，老三届那批学生都在30岁以上。两年后的1980年，国家规定过了25周岁不能参加高考。所以说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是幸运的，是时代对我们的眷顾。

从得知高考消息到走进考场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因为我报考了文科，大部分知识都要背，如果到校听老师讲课就没了背书的时间，因此我就在家里闭关背书。结果遗憾的事发生了，那年进考场的前三天，文登教育局传下了一页纸的高考估题，内容估得挺准，能增加三四十分的考试成绩，其中史地综合考题中的“简述中东为什么成为苏美两霸激烈争夺的重要地区”就在估题中，这个题分值为30分，因为我错过了拿那页纸的时间，再加上也没怎么重视其内容，因此1977年我与大学失之交臂。

还好，第二年伊始，公社发文同意学校举办高考复习班，我又走进了高中校门，开始了为期6个月的复读。

复读除了复习高中所有的课程，还根据高考大纲增加了许多新东西。复读是辛苦的，考大学的过程也是辛苦的。有两件事虽然过去了40年，但我记忆犹新。一是校园内没有复读生的宿舍，只好在3里外的村子租了房子，在地上铺了一些玉米秸秆，放上铺盖，就成了复读生的“公寓”。上完晚自习，已是晚上10点了，我们还要在被窝里把一天学习的东西“过一遍电影”，记不准的地方就打着手电筒照着资料重读几遍，直到记熟，说不准什么时候才入睡。二是进考场前没有父母跟随。那时父母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没时间陪孩子高考，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考点设在文登四中，考试进行三天（7月20—22日）。夏天炎热，中午难熬，睡一会儿让头脑清醒再进考场就显得非常重要。由于害怕在临时租住的宿舍小睡而误时，我就在考场门前的树下睡，心想入考场时若醒不过来，老师必会来踢你两脚。还好，睡了十几分钟就醒了，也没挨踢。

高考有语文、数学、地理、历史、政治等5科，我共考了312分，其中政治考分最高，记得当时我答政治题一共用了4张8开的纸，写完一张就向监考老师要一张，监考老师很惊讶。当年烟师文科录取分数线是300分，我的成绩比分数线高了12分，就是这12分改变了我的农民身份，人生发生了质的变化。资料表明，1978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为610万，录取人数为40.2万，录取率仅为6.6%。

1978年秋天，我和众多的幸运儿一样，无比自豪地走进了烟台师范专科学校，真正圆了大学梦。

值得一提的是，我所在的中文系78级4个班级，招收了151个学生，其中文登籍学生36人，约占四分之一。当时烟台地区所辖15个县市，文登考上大学的数量首屈一指。六七十年代，文登的教学质量确实非常好，“文登学”之说并非杜撰。

还有，因我们公社考上大学的人数在全县排名第一，公社书记进县城当上了教育局长，也算美事一桩。

当今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安居梦、健康梦、求学梦、创业梦、成功梦等，这些梦想也许并不宏大，但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珍惜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努力拼搏，自觉地把个人的梦想与国家富强联系起来，在创造自己幸福生活的过程中为中国梦的实现添砖加瓦，那么人生定会意义非凡、无比精彩。

作者简介：侯文才，男，1954年出生，山东文登人，赢博手机入口,赢博（中国）原烟台师范专科学校78级中文系学生。毕业后在烟台市政府机关任职，1993年下海担任过营销总监、开发总监、总经理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