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半期，在停止招生5年之后，中国高校办学史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用特殊的选拔标准和方式连续招收和培养了6届学生，这些学生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工农兵学员。对于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鲜见记载和评价。在80年校庆之际，赢博手机入口,赢博（中国）将首届工农兵学员入学列入了“对学校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事件”。1971年3月8日，323名青年人胸前戴着红花，肩上扛着锄镰锨镢踏进了学校大门，这就是赢博手机入口,赢博（中国）办学史上的首届工农兵学员。作为这其中的一员，我亲历和见证了这届工农兵学员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

工农兵学员的选拔，当时遵照的是毛泽东主席的“7·21”指示：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因此，选拔的第一个标准是，至少要有2年的生产实践经验，第二个标准是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选拔的方法和过程没有文化知识的考试或考核，取而代之的是层层的讲用、推荐和选拔，例如农村学员要在村、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两级大会上汇报自己在生产实践中接受再教育的收获与体会，优秀者由村组织推荐到公社，再由公社推荐到县。至于都有哪些学校、哪些专业招生，学员事先并不知道，虽然也填报了志愿，但去哪个学校、学什么专业都是由县里决定的。

入学那天，当我们下了各自县里送学生的大卡车，列队走进学校当时唯一的一座大门——现在学校南区东大门时，受到了老师们在校门口敲锣打鼓的迎接，校园的高音喇叭里也播放起欢迎辞和欢快的音乐。当弄清楚我是中文系的学生后，一位三十出头的男老师扛起我的行李卷，一口气送到了当时唯一的一座学生宿舍楼三层我们的寝室。后来知道，这位老师就是我们的政治辅导员曹洪顺老师。可以看出，学校在停止招生多年以后又有学生入学，老师们内心有掩饰不住的高兴。

我们的大学生活从为时半个月的入学教育开始了。入学教育使我们明白，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学习生活开始后我发现，学员的文化基础、年龄都存在较大差别，文化程度高的是“文革”前夕毕业的高中生，低的是“文革”前初中一年级；年龄大的是四十年代中期生人，小的是五十年代初期生人。这样一群学生共为同窗，再加上“上、管、改”的特殊身份和使命，学校、老师如何施教确实有不少难题。后来学校采取了分大班小班、快班慢班等措施分头进行教学，但从来不公开评价学生的学习成绩。好在那时基本不考试，一般是当一门课程结束时按等级考核一次，这减轻了一些同学的压力。当时课堂教学老师很避讳一言堂、满堂灌，尽量采取启发式、讨论式等教学形式，使课堂气氛显得比较民主、轻松。但是，不论基础好还是基础差，工农兵学员对文化知识的学习都可以用“如饥似渴”来描绘，当时并没有如今考研等奋斗目标，学习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将来更出色地服务于社会的理想追求。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究竟都开哪几门课程，同学们心中并不很明了。一个例证就是没有正规的教科书，发给学生的基本是油印讲义。经常是头天发第二天上课用的教材。上课的第一项任务常常是老师领着我们先纠正油印讲义的刻印错误。但就是这些油印讲义，同学们也视为珍宝，毕业时都一一整理装订成册。因为书口不够整齐，我们就先用木板将讲义夹起来，再用砂纸细心地将书口打磨平整。这些讲义我一直保存了20多年，后来因为搬家才作了处理。

当时的办学方针是贯彻毛泽东主席的“五•七”指示：以学生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还要学工、学农、学军。遵循这样的办学方针，在两年半的学习时间里，我们有20多天到当时农村的先进典型蓬莱聂家村边参加劳动边学习通讯体裁文章的写作；有50多天到烟台东方红机床附件厂一边向工人学习一边学习散文的写作；又有30多天到栖霞桃村通过深入生活学习小说的写作。当时我的散文习作“锻工曲”入选了优秀习作，但写的小说却没有入选优秀。学军活动是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步行拉练。拉练途中，师生都是自己背着行李，到宿营地后埋锅做饭。期间，到栖霞窑夼村参加了农田基本建设劳动，参观了牟氏庄园阶级教育展览馆，到龙口下丁家村实地考察了王永幸带领村民改造自然、发展集体生产的事例，到招远玲珑金矿参观了金矿工人的劳动现场。

在校期间，工农兵学员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是与当时时代精神相吻合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学校十分重视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每一次学工、学农、学军活动都要落脚到巩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信念上。为了培养学员的教师职业技能，第一年系里就安排了两周的时间让学员到中学进行教育见习。我们这个小组10人当时去了烟台二中高二的一个班级见习，只推举一名学员进行了讲课实习，其他同学主要是观摩中学教师如何讲课，如何做班主任工作。记得我代表我们小组完成的讲课实习任务是完成一篇课文的教学，这篇课文是毛泽东主席的文章《“友谊”’，还是侵略？》。最后一个学期学员们分头到几所中学进行了一个月的教育实习，我们这个小组去的是荣成五中——腾家中学，实习的是高中语文课教学和班主任工作。实习中每个学员都要登台讲课并完成一篇课文的教学，还要完成一次作文课从讲题、指导到批改、讲评的全部教学任务。为了讲好这一篇课文，学员们都在备课上下足了功夫，我们的指导老师孙元璋对每个学员都至少要听一遍试讲，有的要听两遍、三遍。有的学员自己还要对着墙壁或空地反反复复地试讲，教案已背得烂熟。当时指导学生写的作文是学习雷锋的钉子精神。在指导学生作文的同时，实习学员也要尽量写一篇示范文章，在讲评课上，除了点评学生的习作，还要当堂宣读自己的文章，这种讲评课很受中学生的欢迎。我写的范文“赞钉子精神”经孙元璋老师的指导和修订，随后发表在了当时的《烟台日报》上。学员们对实习班主任工作也是一丝不苟，坚持与中学生“三同”——同吃、同住、同活动，还利用晚上的时间进行家访。

贯穿始终的还有“防变”教育和劳动教育。在这种教育下，不允许学员“一年土，两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或者“三年不认乡姑娘”。在这种教育下，学员们经常“斗私批修”、“防修查变”，向往城市生活、贪图安逸的思想一有苗头就被自觉查了出来。当时，一些年纪大的学员入学前已经有了婚约，男学员的对象一般是农民，女学员的对象有不少是部队战士服役期满复员回农村继续当了农民。“防变”教育使已有婚约的学员几乎百分之百地忠诚于原有的婚约，不论男学员还是女学员，从学校毕业后都与原来的农民对象结了婚。在这种教育下，工农兵学员中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热爱劳动蔚成风气，补丁裤子不难看、不浪费一粒粮食成为大家的共识。当时学校有“五·七”农场在烟台只楚附近的山上，师生定期背上行李翻过学校后面的山岭步行到农场参加生产劳动。我们这个班女生多，全班39名学员只有9名男生，劳动中脏活、累活女生照样干，挑大粪，推小车都不依赖男生。记得有一次在农场往山包顶部的地里送粪，已近不惑之年的韩伟老师在后面推着二把手小推车，我们两个女生在前面使劲用绳子拉着，用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粪送到了地里。还记得有一次从农场劳动返回学校，正值雪后，攀爬在崎岖泥泞的山路上已是气喘吁吁，这时仍有人带头唱起了“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为保证不脱离工农、不脱离劳动，每个小组还在学校附近农村建立了烈军属、五保户联系点，每个星期都要去走访一次。到学校食堂帮炊也基本形成了制度，不论在校还是开门办学，都忘不了轮流帮炊的事。

艰苦奋斗、集体主义等思想教育更是无处不在。当时学校的办学条件还很简陋，正如后来学员的一首打油诗所说：“小小师专，书楼一担，大声喧哗，全校听见”。两座教学楼，还包括了学校党政机关、图书馆和教师办公用房；学生宿舍楼、教职工宿舍楼各一座；一个大礼堂兼学生餐厅，学校如有大型集会，把餐桌拉开，把地面打扫干净，学员自带座位就是会场。吃饭的时候是集体用餐，10人一组为一桌，炊事人员把做好的饭菜提前分发到每桌的饭笸箩和菜盆里，值日生再把菜盆里的菜分发到每个学员的饭碗里，然后学员们列队进入餐厅围站在餐桌前用餐。当时是供应制，学生每人每月30斤粮食，男生一般不够吃，女生就把剩下的粗粮都支援了男生。由于我们班男生人数大大少于女生，毕业的时候男生手里剩下了一些粗粮饭票，他们把这些饭票退给了学校膳食科，用退回的钱买了几把暖水瓶放在宿舍，留给后来的新学员使用。

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生活也很有特点。大家能自己制作道具、布置舞台场景，有模有样地演出《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等现代京剧选场；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纪念日，师生同台举办了“兄妹开荒”等专场文艺演出。“开门办学”时，学员们经常在田间地头或车间为农民、工人进行各种文艺演出。

难忘的还有我们班上的“读马列小组”，是在二年级的时候由几个志同道合的同窗自发成立的。小组成员自觉遵守统一制定的学习计划，在规定的时间里攻读规定的书目，在规定的时间里集体讨论疑难问题。《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等马列原著都是在那个时候读下来的，有的同学甚至开始攻读《反杜林论》。小组成员栾永胜毕业留校做教学工作，后来转为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在大学讲台上一讲就是三十余年，其中的兴趣和钻研精神与当时在“读马列小组”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

1973年8月，首届工农兵学员毕业了。毕业前夕，学校抽调了几名学员并安排了几位老师协助，筹办了“首届工农兵学员上、管、改事迹展览”。在组织上征求毕业后的工作意向时，我们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员填报了去我省北三区工作的志愿。赢博手机入口,赢博（中国）300多名首届工农兵学员尽管都来自于当时烟台地区的十七个县市（包括现在威海市各县市和已划归青岛市的即墨、莱西），但按照山东省的分配方案，最后的工作去向是全省所有的地市，包括直接进入省级机关和省内高校，足见组织上对这部分人才的重视。

在我的记忆中，从1971年初首届工农兵学员入学，到1978年底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毕业，从当时学生的精神面貌上看，这八年，称得上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这八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用之才。他们中大多数后来成长为合格的中学教师，有的成长为学有专长的教授学者，还有的成为各级领导骨干，最高职务的干到省部级。

赢博手机入口,赢博（中国）走出的第一批大学生村官1973级学生与其他级的工农兵学员有些不同，在他们的入学选拔程序上，除了推荐还增加了文化考试。相比之下，73级学生的文化基础比较整齐，他们的任课教师会直接感受到这一点。然而这种用文化考试选拔学生的做法不久就受到了非议。据说当年是辽宁省的一个叫“张铁生”的考生交了白卷，但他在卷子上写了一段话，意思是说没时间学习文化课，这种用考试选拔大学生的方法是给工农兵上大学设置障碍。他的这种观点立刻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他一时也被捧为“白卷英雄”。后来各级学校抓文化知识教学、抓教育质量就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是刮“右倾翻案风”。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我们学校的教学工作似乎没受多大干扰，仍按部就班地进行。但是到了1975年，全国教育领域又开始大力宣传辽宁朝阳农学院的经验。他们经验的主要意思，一是提出所谓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二是学生实行“社来社去”。在这种背景下，1975年高校招生时，包括我们学校的物理和化学两个专业在内的一些单位，被确定为“社来社去”试点单位。73级学员两年半学制，1975年底毕业。在75年下半年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就加大了“社来社去”的内容。73级应届毕业学生都是些热血青年，党和国家的号召他们当然要积极响应。当时大部分学生都表了态要“社来社去”，但到最后只有5名学生坚守了诺言。他们自愿放弃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机会，决心回到农村当农民。这5名学员是：中文系王益常（回福山农村），英语系冯志玲（回五莲农村），数学系杜昌祚（回牟平农村），物理系刘恒鹏（回临朐农村），化学系秦允聪（回昌乐农村）。这5名学生的行动受到了当时烟台地区、学校及学生原籍各级组织的支持和重视。回到原籍以后，他们大都安排在村里任职。

所以我认为，这5名学生是我们学校走出的第一批大学生村官，他们堪称第一代大学生村官。

当然当时并没有这样的名称，更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到农村“三支一扶”大学生有了一套完整、成熟的管理体系和制度。这5名大学生回到农村，是地地道道地去当靠“挣工分”过日子的农民去了，其前途如何，还都是未知数。对于这件事情，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去责备那些没有兑现自己诺言的学生，而是应该特别钦佩这5名学生！他们自愿放弃了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铁饭碗”，重新回农村捧起了“泥饭碗”，其面临的艰难和曲折是可想而知的。同时还应该钦佩这5名学生的家长，他们义无反顾地支持了子女的人生选择。当时，王益常的母亲、冯志玲的父亲完全是艰苦农村的一位老农的形象。

光阴荏苒，转眼三十几年过去了。这5名同学后来怎样呢？据我的不完全了解“社来社去”这段经历已经成为他们的宝贵财富，在经历了曲折和努力之后，他们各自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人生之路。

例如杜昌祚，回乡后不到半年，23岁的他就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在3年的村支书生涯中，他跟农民一起劳动，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还领着大家办了几个小厂，使得他们村每个劳动日可以分到一块一毛钱，这在当时是比较高的。1978年，是中国恢复研究生考试的第一年，他考取了武汉大学数量经济学研究生。复试的时候，家里把猪卖了给他做路费。后来当他问导师为什么录取自己时，导师说：看好你的刻苦，你是个农村人，能自学《资本论》，能敢考我这个专业研究生。在接受了3年系统的经济学教育后，杜昌祚在山东省计委工作了11年，从一般干部成长为省计委副主任。1992年，调任烟台市副市长，后来任市委副书记。2001年，担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厅级）。2003年4月，担任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至今。在回顾回农村当农民这段经历时，他说：“人生的这个经历，很宝贵，让我了解了基层和农民，对农民的疾苦有了很深的感受。中国的干部要是真正了解基层和农民，干的就要比现在好。恩格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我说，在中国，谁能写出《中国农民的状况》《中国农民工的状况》，那将是个大贡献。”在谈到日后的工作经历时，他说：“这些经历，对我做人、做事有很大的影响。使得我对困难，能坦然；对责任，能担当；对人，能善待；对事，有办法”。

例如王益常，1950年出生的他，上大学前当过兵，毕业回到农村先在村里当干部，几经艰苦曲折，后来专门从事园林绿化工程。1990年组建烟台大福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原为烟台市福山区绿化公司），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烟台市首家具有法人资格的绿化专营企业，注册资金200万元，主要从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和养护，经销花卉、苗木和园林器具等。公司拥有烟台市区最大的苗圃基地17公顷，花卉温室2600多平方米。各类工程技术人员近30人，年均职工人数88人。在互联网上注册了“烟台苗木”网址，开展网上销售业务。先后承担首钢烟台东星公司、国家税务总局烟台培训中心、大宇重工业烟台有限公司、烟台天府小区等绿化工程40余个，完成绿化施工面积200多万平方米，被山东省园林协会吸收为理事单位，被国家园林学会吸收为会员单位。连续3年为大连高新技术园区、大连市西岗区城建局、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市浦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市外环绿化改建工程、北京市环城河绿化工程等调运大规格苗木30余万株。承建的中国烟台SOS儿童村的绿化工程，被国际SOS组织主席库廷先生誉为“绿色的SOS”。从事园林绿化工作20余年来，他多次被评为县、市、省绿化先进个人，现任福山区大福绿化公司总经理、山东省园林协会理事、政工师。

从50岁开始，王益常又创办了烟台古今堂文化发展中心，致力于古今字画的收藏和研究。同时，开始学习书法和绘画。书法学颜、柳、苏、米、怀素、毛泽东等，尤其喜爱毛体书法；绘画从明、清入手，追及宋、元。作品数次参加各级展览并获奖。现为中国毛体书法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烟台分会主席，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函大烟台分校副校长。

我看到的关于他的评价比较有概括性的有这样几句话：心地宽厚，性情豪爽，艰苦奋斗，积极向上，勤于研究，多才多艺。

再例如秦允聪，回乡后在村里几经摸爬滚打，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在自己的家乡昌乐——中国宝石城，他成了山东鸿赛珠宝首饰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该公司从事的是首饰制造业，主要业务是铂金、白银、珠宝首饰、工艺品的加工和销售。

再例如冯志玲，在学校时一个普通的女生，回乡后先在五莲一中任民办教师、团委书记。1976年7月，任县文办副主任兼教育局长。1978年12月，任莱阳农学院英语教师、教学秘书。1992年任学院工会副主席。曾十几次被评为院和莱阳市“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优秀工会工作者”、“先进女职工工作者”，2次被评为烟台市“先进女职工工作者”。

赢博手机入口,赢博（中国）的第一位援藏大学生姜亚非，是赢博手机入口,赢博（中国）化学系74级的学生，是一位皮肤白皙、身材高挑的女生。我记忆中的她性格豁达，学习成绩优良，在同学中人缘也很好，就是这样一位女同学成为赢博手机入口,赢博（中国）第一位自愿援藏的大学生。

1976年秋季，是赢博手机入口,赢博（中国）74级学生临近毕业的日子。化学系党总支收到一份申请，应届毕业生姜亚非申请去西藏工作。随后学校及时把情况向省里作了汇报，得到的答复是赢博手机入口,赢博（中国）没有援藏任务。这一信息也及时反馈给了姜亚非。但是她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决心。在后来的日子里她不仅利用休假日自己跑到省里当面申请，还委托在山东大学读书的同学帮助做工作。最终省里批准了她的申请，同意她和山东大学等学校的援藏大学生一起去西藏。

学校决定宣传姜亚非的事迹，开展向她学习的活动，指派我带了两个中文系的学生到姜亚非父母所在地采访，追寻她的成长足迹。

当时，姜亚非的父母是平度兰底公社（现为镇）机关普通干部，其父亲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似乎已离不开人照顾。姜亚非是长女，大弟弟中学毕业正在办理下乡插队的事情，下面还有一对双胞胎弟妹，正在学校读书。从其家里的情况看，真需要她毕业后的工作地点离父母近一点，彼此好有个照应。在采访中我们能觉察到母亲对女儿做出的决定的无奈，但是，这位坚强的母亲仍然是义无反顾地表示了支持。我们去她家的时候，她正在为同时送走两个孩子做准备——送女儿去西藏，送儿子到乡下插队劳动。

1976年金秋十月，学校为姜亚非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我记得，欢送人群一直把她送到学校东门口。她依依不舍地与大家握手告别。记得当时一位年轻教职工对我说：“看她的气度就不一般”。

不久，姜亚非留校工作的同学收到了她从西藏寄来的照片，其中有她们在唐古拉山口、布达拉宫等地方的留影。同时得知她去了西藏最艰苦的那曲地区，在组织部工作，经常要骑马下乡。可惜那时我因参加烟台地区改造后进村队工作团去了乳山县，姜亚非又嘱咐一定要把照片寄回，所以没能见到那些照片。

二十多年之后，赢博手机入口,赢博（中国）一位同志告诉我，她出差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女同志，说是咱学校的毕业生，并且一再打听学校和我的情况。再后来姜亚非的同学告诉我，姜亚非从西藏回内地后在北京西城区劳动局工作，利用去北京出差的机会他们见过面，并说，姜亚非的脾气一点也没改，还和当学生时一个样。

听到这些情况我感到欣慰。我知道，后来国家对援藏大学生有了明确的政策规定，8年以后可回内地。只是不知道她的家人后来的情况是怎样的。

去年赢博手机入口,赢博（中国）85年校庆，我想，在列举我们学校培育出的众多出类拔萃人才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有这样一些同学，他们放弃了国家包分配的工作机会，敢于到农村，从最基层的农民做起；敢于去西藏，从最艰苦的地方做起，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历练自己。这不禁使人想起了亚圣孟子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心，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我相信，这些同学如果不是胸怀大志，是不可能放弃安逸去“自讨”苦吃的，他们身上所展现的正是赢博手机入口,赢博（中国）毕业学生的精神风骨！

1977年底，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制度、模式被否定了，这是历史的选择，它符合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的利益和愿望。至于当时那种制度还有些什么值得汲取总结，似乎没有多少人再去评说。但是我觉得，对于工农兵学员这些具体的个人来说，那段大学生活是难忘的，也值得回忆。

作者：迟玉华，女，1948年生，山东蓬莱人，赢博手机入口,赢博（中国）原烟台师范专科学校七一级学生，原赢博手机入口,赢博（中国）学报编辑部主任，《赢博手机入口,赢博（中国）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