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俭忆“胶东公学”

1942年冬季，日寇对胶东的大扫荡结束后，我党领导建立的海阳县师范学校的师生陆续返校。学校就驻在我村后面的嘴子后村。

学校要招收新生。我知道这个消息十分高兴，就约会了以前在高小读书的一些同学参加考试。结果被录取了。

我们报考进村时，遇到了一位老师，我们向他行了鞠躬礼，他十分和气地说：“欢迎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学习。”

后来得知，他姓王，是我们学校的总务主任。这位老师的话，使我感觉很新奇，也很敬佩。

这和我在国民党政府时的马陵中学完全不同。那时老师和高年级学生，都有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子，使人望而生畏。两个学校相比较，我就觉得共产党领导的学校好。

更好的是这个学校除了衣服、鞋子是自备的外，吃饭，学费，都是公家负责。当时叫吃“给养”。所以只要考上了，就能学习下去。学校是军事化管理：每个班级都有个专职的政治指导员和军事教员，专管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生活管理。我编在海阳师范“师三级”，1943年学校又改名“海阳中学”，有师范班和中学班。校长叫孙川四，教导主任叫肖道君，

我们这个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没有课堂，每个师生都自己有一床被子或一件长袍，把这行李打成方型小包，白天当凳子坐着听课，夜里盖着睡觉。学校是根据敌情，经常流动的，都是夜里行军到新驻地。到了一个村庄后，像军队一样，学生轮流站岗放哨。找一处较大些闲房子，地上铺些麦草当床铺，白天当课堂讲课，夜里就睡在里面。吃的都是包米饼子，白菜、萝卜汤。麦收后，能吃三个月的白面。比起农民来，我们的伙食还是很好的。当时农村基本群众，不可能全吃粮食，大部分要用瓜菜代替粮食。我这个中农家庭，男劳力每餐饭只能限量吃一个小玉米饼子，其余用地瓜和地瓜干代替，家庭妇女吃的就更差了。

1943年春天，“胶东公学”到了我们海阳县境内。不久就与“海阳中学”合并成了一个学校，名称仍叫“胶东公学”。我们师三级改称师六级，这个学校是当时胶东抗日根据地里最有名气的中学了。

“胶东公学”是共产党领导的在胶东敌后抗日根据地里的普通中学，但它和以前国民党政府开办的中学大不相同。这所学校，既有文化课：语文，数学，地理，历史等，更有政治课，军事课，还抽出时间深入农户中做民运工作，向农民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减租减息，帮助老乡制定生产计划，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日寇“扫荡”时，师生们就分散隐藏到老乡中，和老乡一起“坚壁清野”（即把粮食和物资都埋藏起来，不让敌人抢走）。军事课，由专职老师讲游击战术，什么麻雀战、地雷战等。每个班级都分给几个木把手榴弹，由夜里轮班站岗放哨的同学佩挂着。

我们的学校是在敌后根据地里。四周较大的城镇都有日、伪军和国民党军投降派把守。敌人实行经济封锁，我们的文化用品十分紧缺。没有纸做笔记，就找些线装单面印字的旧书，翻过来当笔记本。教材都是用钢版刻蜡纸手工印刷的。每个班级都有一块用木板做的能折叠的黑板，上课时挂在墙上（在野外树林中上课时则把黑板挂在树技上），学校移动时，由学生折叠起来扛着走。敌人经常对抗日根据地“扫荡”，我们学校在反“扫荡”斗争中，就要夜里转移驻地，情况严峻时，就化整为零，分散到老乡家中，认老乡为“干爹”、“干妈”。

1944年秋天，为了提高学生的军事素质，由胶东军区组建了“学兵团”，集中胶东地区各中学男生一千余人，学习军事技术。学员都穿军装，每人发一支步枪，组成连队，由野战部队调来的有作战经验的干部任连长。卧、爬、滚、打，学习了一个多月，因为敌人要“扫荡”的消息传来，所以就解散回学校了。

我在学兵团三连，我们的连长，少了—只耳朵，是打日寇时打了交手战，被日本兵咬掉的，他经常给我们讲八路军打鬼子的故事。

我们的营教导员就是我参军后成为我的直接领导的徐诚之同志。在学兵团结束的大会上，徐诚之同志的讲话，真是振奋人心，他最后高呼：

“同学们！让我们在反攻的前线再见！让我们在大城市再见！”

这句话永远回荡在我耳畔……

在学兵团的学习，奠定了我日后参加八路军的思想基础——

在校两年的学习生活，我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共产党、八路军的历史，也初步学习了唯物论、辩证法常识。又亲历了八路军英勇抗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为人民办事的生动现实，我的思想大有转变，知道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能打败日寇，建设一个自由、独立、幸福的新中国。

我有了这样的政治思想基础，班级政治指导员于义文就找我谈话，在政治上开导我，使我产生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在1944年6月填表入党，后补期三个月，9月转正。入党介绍人是于义文和薛成南，薛成南是我高小时的同学，也是胶东公学时的同班同学。

我在班级里被选为“学救会的经济委员”，经常领着同学去搬运“给养”（即大家吃的口粮），帮着赶集买菜、运菜，也到伙房帮厨。

现在称抗日根据地里由共产党创办的中学为“抗战中学”，我们的“胶东公学”和延安的“陕北公学”是一样性质的。实际上是吸收培养青年革命干部的学校。这个学校很注重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胶公”是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我是从这个学校中，经过近两年的学习，建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比较自觉地走上革命道路的。

1944年11月的一天，学校住在海阳县南城阳村，于义文指导员把我们班中年纪较大、政治表现较好的几个同学找到一起说：“经学校党组织决定，派你们参军，因为从威海刘公岛起义一批日伪海军，组成了‘胶东军区海军支队’，要增加进一批政治骨干力量，你们都是党员，要服从组织分配。”我一看，在班级学习成绩很出色的陈廉、张庆海、张同云、王曙光等同学也在其中。大家都表示服从组织。加上其它班级被选中的人，“胶公”共有十八个同学参军。学校全体师生集合在村外一个大空地，开了欢送会。我和被分配参军的同学，每人胸前都挂了一朵纸扎的大红花坐在前面，每人还发给一些小本子。上面写了一些鼓励的口号，如“在海上打击敌人”等。出发时，同学排队站在小道两边。唱着当时流行的《毕业上前线》——

这是时候了，同学们，

该我们走上前线。

我们没有什么挂牵，

总会有点留恋，

学问总不易求得完全，

要在工作中去锻炼。

国难已迫到了眉尖，

谁有心意去长期钻研。

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

怕什么千难万险。

我们的血沸腾了，

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

快跟上来吧，

我们手牵手，

同我们的敌人血战！

别了，别了，同学们。

我们再见在前线。

别了，别了，同学们，

我们再见在前线。

我们心情激动，大家都热泪盈眶。我们一行十八人，背着自己的行李和书包，踏上征途。中午经过我村嘴子前村，几个同学和我一起在我家吃了午饭。我怕父母拉后腿，没敢说我们要去当八路军，而告诉我父母说，要到军区去“受训”（即参加短期学习班）。

到了海军支队驻地（牙前县大石疃）后，我被分配在一中队一排一班当战士。经过几天熟悉情况，始知支队长叫郑道济，是起义的领导人，1944年11月5日，在郑道济、连城、毕昆山的领导下，共六百多人杀敌起义，杀死日军17人，伪军官多人，携带钢炮三门，机枪五挺，长短枪六百余支，当夜乘舰艇离开了刘公岛，次日黎明在牟平县的双岛登陆，经过谈判，参加了我八路军。

副支队叫王子恒，政治部主任叫李伟，是军区派来的老八路，政治委员是由胶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欧阳文兼任。我们一中队中队长是连城.也是起义的领导成员。中队政委罗江,是军区派来的老八路，我们班长刘洪章是起义的骨干，副班长邹世桂、战士方立声、蓝少家都是胶东军区主力兵团调来的有作战经验的老兵。部队由起义同志、根据地中学生、老八路战士三部分人组成。共从胶东各抗战中学调来中学生150名,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从胶东军区主力兵团调来老战士100名,老兵全部是党员，这是改造这支部队的政治和军事骨干力量。

刚开始，起义的同志对我们学生和老战士有隔阂，认为这是来监视他们的。我们便和他们交朋友，组织学习小组，学习政治常识。

支队政治处存有马列主义的书，我们都去借来学习。学习内容大体有：中国近百年革命运动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八路军、新四军军史和抗日根据地的形势。与此同时，中队政委罗江同志给我们讲政治课，内容也是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知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基本知识。这些知识，我在两年革命学校中都学到了。

我从自己思想是怎样转变的亲身体验中，向起义过来的同志做思想工作。因为这些人都是平、津一带的中学生，他们虽受到汪精卫的反动奴化教育，对共产党八路军有错误认识，崇拜蒋介石和中央军，但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有文化、有爱国思想，只要把道理说明白了，他们还是能很快接受的。

我把自己学到的革命道理，通过各种方式向他们宣传，最好的办法是组织读书小组，传阅一些启蒙的书本，如中国近百年革命运动史，使他们了解近百年世界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罪行，阅读社会发展史，正确理解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由此而引导对共产党产生的必然性的正确理解。通过阅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著作，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在学习小组的学习中，我结交了一些朋友，我们交流学习心得，畅谈理想，使这些同志逐步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知道了八路军是真正抗日救国的人民子弟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期间，我最好的朋友张俊涛、孙尚元、杜鹏等同志，都在一起交流思想情感，追求进步思想,批判错误思想。

为了使起义同志从崇拜蒋介石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欧阳文政委给大家作了“共产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政治报告，说明孙中山“联苏、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蒋介石真反共，消极抗战的各种罪行，又把《从九·一八到七·七》一书作为政治学习材料，系统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都起到良好的作用。

当时在起义的人员中，存在着很多旧思想观念，其中普遍反对“小报告”（即我军我党的下级向上级汇报制度）。为此，我写了一篇题为“论小报告”的墙报稿，在连队俱乐部的墙报上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我从我军的建军宗旨上，论述了我军官兵一致、军民一致，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目的，说明我军上下根本利益一致的道理，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的。“汇报”制度，就是要为这个根本宗旨服务，凡是违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思想、行为，都要向上级领导报告，既汇报自己的，也汇报周围人员的，这也叫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报告和旧军队的报告有本质的区别，旧军队是为统治阶级和当官的利益服务的，“小报告”就是为了巩固他们统治地位而实行的一种办法。

我这篇文章发表后，受到支队政治处俱乐部主任徐诚之同志的重视，他认为文章很好，叫连队好好保存，这很可能是不久我被调到俱乐部当干事的起因。

由于我团结帮助起义同志有成绩，行政职务虽然还是普通战士，但在连队党支部内已被选为支部宣传委员，并被选为连队俱乐部主任。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我被提为连队文化教员，9月后就调到支队政治处俱乐部当见习干事，当时主任是徐诚之同志，干事是解志一同志。这两位同志，是我一生的良师益友。

在不到一年的普通士兵生活中，除了积极参加对起义同志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外，连队在1945年秋季，开展了军事大练兵，学习射击、拼剌刀、投手榴弹三大技木。提倡拼刺刀练臂力，号召连续刺杀一万枪。在体育上，有单扛、木马。

我最怕跳木马，有一次，我裤兜中装了一个玻璃墨水瓶，在跳木马时，没有越过去，木马头正好撞在了裤兜上，把瓶子碰碎，玻璃碎片剌进了大腿根肌肉中，留下终生难以抚平的伤疤。

1945年春季，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到乳山县海边石港村的沼泽地开荒，我们用镢头在沼泽地中把苇子根创出，土地平整后种上稻子。在开荒生产中，副班长邹世桂同志带领我们班的党员，天不亮就起床下地干活，把我累得腰酸胳臂疼。在部队开进乳山县，驻在马陵后庄村时，我和表弟王成旅回到垛疃村看望姨父母。老人家虽然不愿意我们当兵，但也无可奈何，在家里呆了不到两小时，就恋恋不舍地回到连队。

王成旅也是“胶东公学”的学生，他是1945年春季第二批学生分配到海军支队的，正好分配在一中队一班，和我一个班。我是担任连队文化教员后调到支队政治处任见习教育干事的，他后来也担任这个连的文化教员。

在1945年秋季反日寇大“扫荡” 的斗争中，我们海军支队进入我们海阳县境内。有一天，连队驻在离我老家嘴子前村约二十华里的娄子村，我父亲来连队看望我，他老人家是听传说我们海军支队驻这里，就赶来了。我们连队首长热情接待了我父亲。我们班长邹世桂和老战士方立声、蓝少家，都去看望了我父亲，介绍了部队情况，请老人家放心。

作者：王学俭，男，1925年4月20日出生于山东省海阳县盘石镇咀子前村。1942年考入海阳师范后并入胶东公学学习。1944年6月于胶公入党，11月由党组分配到胶东军区海军支队。本文摘自其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b3f94bf90101ex9e.html